回帖：(公讳靖，后人称余靖，即是太祖余忠襄公，原名希古，字安道，号武溪) 。
余靖是北宋名臣，宦海沉浮，凡四十年，充满传奇色彩，有不少趣闻轶事，耐人寻味，给人启迪。
他天资聪颖，刻苦读书，仁宗天圣二年，(1024年)，应试中进士，时年24周岁。这是他人生的一个大转折，从此步入士途，开始在州县做地方官，他信仰儒学，有为国为民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执着追求，深知”水可载舟，亦能覆舟”的道理，为官兢兢业业，关心民众疾苦，尤其注重自身品德修养，对历史名人完璧归赵的蔺相如，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，以及本朝贤相寇准等十分钦佩。引为榜样。根据多年为官体验，提出”清、公、勤、明、和、慎”的着名”从政六箴”，作为座右铭，终生恪守。与他同时的包拯，曾任端州知府(今广东肇庆市)，据说在离任下属私自为他带走了一方珍贵端砚，他发现后，为示廉洁，在中途把它抛于江中，一时传为美谈。余靖任广州知州多年，在离任时，两袖清风，什幺也没有带。因此，在中途就没有什幺可抛弃的了。以他这种高洁品格，日后进入羊城”八贤馆”，就是十分自然的了。
天圣八年(1030年)，余靖参加”书判拔萃科”考试，名列榜首，这在当时是极大荣耀，也为他入朝为官创造了条件。初为京官，任秘书丞、集贤校理等职，主要是以事编审经史典籍等工作，这是要有学术素养的。这期间，京师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，因此，余靖初露锋芒，显示刚正直言的天性。景佑三年(1036年)范仲淹不满宰相专权，官场黑暗，吏治腐败，乃上”百官图”说明问题严重，以引起朝廷注意纠正，但是忠言逆耳，反遭诬陷被贬。对此，朝堂诸公，缄默不言。这时，只有余靖无畏无惧，挺身而出，据理力争，为范抗辩，但亦被贬。后尹洙、欧阳修也为此被贬。因他们主持正义，被称为”四贤”，名声大振。但贬官对余靖等人来说，只是一种磨炼，他们宠辱不惊，沉浮坦荡，更能大彻大悟，以诗文言志。在被贬岁月，范仲淹撰写的”岳阳楼记”其名言”先天下之扰而扰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千古流芳。欧阳修所作”醉翁亭记，其名句”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而在乎山水之间”感人肺腑。余靖的名篇”落花”、”惠州开元寺记”广为流传，为人称道。这实际开了宋代贬官文化的先河。真可谓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。
余靖等景佑被贬，本来就是错案，在朝有正义感的同僚多有上书为他们陈情的，后仁宗也有醒悟，范、余等人的境遇有了改善，职位有所升迁。庆历三年(1043 年)，余靖、欧阳修、王素、蔡襄先后任谏官。同年范仲淹被重用，回京主政，推行庆历新政，四谏官及韩琦等是主要人物。应当说，发动参与新政的都是有雄心壮志的英杰。新政是以范仲淹上陈为纲领的，包括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多方面的改革内容。重点则是改革吏治，澄清朝政，建立一个有威望的政府，为此，就要起用贤良，斥罢庸劣，势必波及在位官僚权贵，这是有风险的，要有胆略。余靖等四谏官，以上至宰相大臣，下至各部百官均可参劾特殊地位，大刀阔斧，矛头直指那些昏庸无能，营私舞弊的官员，即使涉及皇亲国戚也不例外。余靖有关张尧佐的奏章就很典型。仁宗因爱屋及鸟，要重用宠妃的伯父张尧佐，余靖认为不妥，上表极力反对，也受到蔡襄、包拯等大臣支持。后来，仁宗只好作罢。余靖力推行新政披荆斩棘，出谋划策。建树殊多，是他发挥才干，展现风采的辉煌时期。
余靖三使契丹(辽)，安定边疆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