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帖：考证四：承梁公引入“铁改余”的操作、背景与质疑。首纂52年以后即光绪四年，一修族谱的重任交给承梁公。由于隆昌位于成渝至泸州等地要冲，可能家族早已感受到“铁改余”潮流，曾到成都游学的承梁公更体会到“颇多同姓皆云出自九子十进士”。或许看到的大禹、越王勾践、闽君瑶公、由余之后的余氏族谱都不能与首纂谱连接溯祖，独有主张“铁改余”的长寿县余氏旧谱可连接溯祖，于是在一修序中写下“详考各谱，一姓数祖……独有元时清水塘九子一女十进士，合考各谱乃我余氏根源，非他族所可紊。今据故谱所载逐次详列，不敢妄赘一辞。”但其只记考证结论，未记考证依据，究竟是当时找到的依据较为勉强？还是受惜墨如金，序和相关附识一共才400字所限？且逐次详列者并未说明，推测一是从志钦公上溯至一贯公，再认其父是根六，认始祖是铁世义，共上溯十世，简记生平，更早始祖则未知。二是“铁改余原由序”，三是其他铁改余内容。可贵的是承梁公在附识中质疑“何以元史未为列传？”“何以列妣张、舒、潘、洪皆出汉族？”认为“未知何故，事均可疑”，坦陈“未及讨究根源”，“复无他书可证”，似不认蒙古族，不认成吉思汗，也似为今日否定“属‘铁改余’”埋下伏笔。他在附识结尾还评价：“然九子十进士之名称无论何地皆异口同然，似又灼然可信者。故自健祖以上不敢臆断其非，仍遵旧谱列入，健祖以下则统系较晰，履历昭然，因附识于此。”此处“故”字前后的因果关系值得深入研究。